最高法下调民间借贷利率保护上限后的首例司法判决出炉，在信贷市场引起巨大反响。民间借贷新规对持牌金融机构是否适用?新规是否溯及过往?金融机构如何维系商业可持续性?

为探究上述问题，近日，新金融联盟举办了“民间借贷新规下信贷业务的风险与合规”研讨会，央行和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、法学专家，以及全国40多家商业银行、消费金融公司、小贷公司、金融科技公司的70余位嘉宾参加了会议。

在8月27日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中，持牌金融机构同民间借贷适用了相同利率上限——这也是目前首份采取4倍LPR判决的案例。那么，该判例对于未来的案件审理是否具有示范效应?

有法学专家指出，金融借贷和民间借贷性质截然不同，民间借贷是互助行为，金融借贷是商主体行为，二者在借贷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风险是不同的。

但是，也有专家认为，金融体系复杂而庞大，客户、市场、产品等细分为诸多层面，使得正规金融体系和民间借贷并非泾渭分明。

若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下调适用于持牌机构，影响最大的是银行信用卡、消费金融、小贷、助贷等立足普惠的长尾业务，其商业模式的持续性将受到极大挑战，规模势必大幅缩减，“融资难”的矛盾或将凸显。

有银行代表指出，该新规将带来明显的三个短期效应：一是此前消费信贷服务的长尾客群将面临借贷困难;二是信贷机构不良上升的压力增大，品牌和声誉风险增加;三是此前依法合规订立的合同，在当前的判例中存在败诉的风险。

助贷业务所受到的冲击将是颠覆式的。光大银行智能风控中心副总裁祝世虎认为，在互联网金融的三端：流量端、资金端、科技端，目前已基本形成市场化的分润模式，如果利率上限由24%下降到15.4%，将大大挤压利润空间，既有的分润模式也将受很大影响，其中议价能力较弱的助贷机构(科技端)将面临较大挑战，可以预见会出现明显的强者愈强、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。

只有实现了商业可持续的良性循环，才能形成解决中小企业“融资难”“融资贵”的长效机制。与会专家从行业、政策等层面提出诸多建议，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求解行业健康长远发展的出口。

在行业自我调整方面：

一是通过透明化管理做好客户教育，加强防范多头共债风险。二是创新商业模式，升级风险管控机制，倒逼融资成本降低，如对金融产品及其定价进行精细化管理。客户对于小额、短期的金融产品的价格敏感性大大低于大额和长期的产品。因此，可对于产品进行更精细化、场景化的管理，在最大可能普惠条件下，增加客户端金融服务的可得性。

在政策方面：

一是立法及监管部门间加强配合，进一步明确利率新规执行的边界与范围，减少展业环境的不确定性。平安银行零售风险总监张慎表示，应打造一个鼓励持牌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的稳定、公平、透明的法制环境，以稳定预期。

二是加强对合法订立的合同的保护。对以往持牌机构依法合规签订的合同，应予以更强的保护，否则随着执行期的延长及LPR的下行，催收困难会越来越大。

三是希望金融监管部门加紧建章立制，实现剩余的立法权与执法权职能，以解决金融行为的高度负外部性。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长李爱君指出，金融借贷面临三方面规制——立法规制、监管规制及司法法庭的调整。建议监管部门出台相应的规定，这样法院裁决案件才有参照，若没有金融规定，则只能参照最接近的行为法律规定，即民间借贷的规定。(经济日报记者 王轶辰)